振奋！报告称人民币已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超过日元、英镑

7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21国际货币论坛”在北京举办。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4日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1》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为5.02，同比大幅增长54.20%，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使用程度超过日元和英镑，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2020年四个季度，RII分别为4.10、5.19、5.14、5.02，呈现出大幅攀升、高位震荡特点。

同一时期，主要货币国际化指数的变动情况为，美元从49.52到51.27，欧元从29.84到26.17，日元从3.34到4.91，英镑从4.00到4.15。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在2020年上半年超过日元和英镑，并连续三个季度在主要国际货币排名中位列第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张杰表示，要看清楚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国际使用，我们需要转换角度，那就是着眼于大国货币视角。大国货币有些基本的条件，币制统一、币值稳定、币制独立、国际使用或国际化，国际化只是人民币成为大国货币的一个条件，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从理论逻辑看，人民币要成为大国货币，似乎要步英镑和美元后尘，需要照样学样。但若着眼历史逻辑，人民币要成为大国货币，必然走自己的路。

RII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

报告指出，RII大幅增长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职能继续巩固：2020年，经常项目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达到6.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09%，占我国对外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18.44%；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为2.91%，较上年提高了18.40%。

第二，人民币金融交易职能显著增强：在全球直接投资持续低迷之际，人民币直接投资规模达到3.81万亿元，同比增长37.05%，创下近五年内最快增速；2020年底，由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国际债券与票据等共同决定的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综合占比达到9.89%，同比增长84.23%，成为RII攀升的主要动力。

第三，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进一步显现：目前已有70多家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2020年第四季度，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资产份额达到2.25%，同比增长14.80%；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的相对份额为10.83%，较上一年度小幅回升，与初始权重基本持平。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主要挑战

报告指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更加激烈的国际货币竞争。

一是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美元、欧元的激烈竞争。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经济下行压力越大，国际金融市场越恐慌，作为主要避险货币，美元的网络外部性就越强。美元指数时隔4年后再次攀升至103高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欧元也在抓住机遇巩固自身的货币地位。欧盟退出数字链，加快数字欧元建设，旨在未来5年内提升欧元国际化程度。

二是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与守住风险底线。国际货币对自由使用有很高的要求。人民币国际化初期侧重于跨境贸易结算，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求相对较低。虽然货币国际化并不必然以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为前提，但是目前金融交易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驱动力，有必要解决利弊取舍、项目匹配、政策协调的问题，加速开放金融市场、进一步减少资本项目管制。立足“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发展格局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目标，亟需探讨与之相匹配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目标、次序、风险和路线，重新评估金融管理框架，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建立常态化管理体系与应急处置机制。

三是人民币流入流出以及投资融资功能失衡。2020年，在疫情海外蔓延叠加全球货币“大放水”的情形下，巨额外资单向流入我国，大量增持人民币金融资产。此类资金流动具有短期性、波动性，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出现外部环境恶化，或是遭遇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特殊时点，大规模集中性资本外逃必然会冲击人民币汇率、危害经济金融稳定、打击人民币国际化信心。

与人民币资产备受国际投资青睐以及全球债务规模快速膨胀形成鲜明对比，人民币在国际融资领域遇阻。根据BIS统计，2020年人民币计价国际债券余额较2015年高位萎缩了约30%。人民币资金流向以及功能上的非平衡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不利。

报告提出，要站在经济金融安全的高度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和价值。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十四五期间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报告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加快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应高度重视跨境人民币交易的零售端和个人支付，提升资金流动便利化水平，发挥数字技术、数字货币的弯道超车功能，促进服务贸易领域人民币跨境使用。应深入挖掘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功能的现实可行性，继续优化和完善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制度、简化境外机构入市流程、整合入市渠道，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资环境，扩大熊猫债券发行规模。要打破部门利益，鼓励央企、国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活动中带头使用人民币，尽快解决阻碍企业使用人民币的制度和政策障碍。

畅通双循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报告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货币国际化”这一主题，从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机遇与挑战等多个维度，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双循环与人民币国际化等重要问题。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如何依托国内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IMI副所长王芳指出，面对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紧张，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同比大幅度提高。人民币稳定跻身于主要国际货币行列。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表明，高水平的经济内、外双循环才能支撑起主权信用货币的高水平国际使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再上新台阶创造重大历史机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增强人民币硬实力与软实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瞄准问题，抓住关键，重点突破。

首先，畅通国内大循环要选准生产端和市场端突破口，抓住提升供给创造需求能力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两个关键问题，释放国内大市场的潜力与魅力，保障人民币资产盈利性和安全性。

其次，畅通国际大循环要以立足中国本土的高水平开放为突破，保障人民币供给充裕和使用便利。通过多种形式贸易创新重塑中资企业和机构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提高话语权。

最后，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基于制度规则和市场使用加速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网络效应。

中国资本市场再往前看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张杰表示，中国既往40多年的政策中，实际上资本市场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它的宏观责任，就是给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高增长提供金融支持。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一味强调中国的资本市场要与国际接轨。实际上从金融角度看，中国的资本市场过往具有中国特色，再往前看必然也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指出，双循环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型，这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战略目标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而做出的重要决策。在双循环发展战略中，金融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实际上面临着重要的问题。要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中国金融的结构性变革，从而推动中国产业转型，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围绕资本市场，建立一个生态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金融的变革主要是通过构造新的金融业态来完成在双循环发展战略中的产业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着眼于未来，建立现代金融理念。围绕资本市场发展，形成新金融业态和新资本业态。要深刻理解这种新金融业态主要是着眼于未来，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新金融业态。它看起来有点脱实向虚，但是它和未来的“实”是有紧密的联系，这个未来的“实”代表新产业的竞争力。

第三，进一步完善注册制改革。其一，注册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让科技型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本市场如何服务于这些企业，是中国资本市场面前的重要任务。其二，注册制改革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注册制改革对中国产业转型，解决“卡脖子”工程、“卡脖子”技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三，要认真总结注册制实施两年来的经验和问题。最近一年多来，中国上市公司结构的变化，包括投资理念的变化、估值的变化，都说明注册制改革的主流是正确的。

巴塞尔监管规则并不是保守封闭、一成不变的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王兆星在本次论坛上表示，巴塞尔资本协议是国际金融规则惯例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金融业推进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研究和参照的规则。

王兆星表示，巴塞尔监管规则并不是保守封闭、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金融业态和金融风险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完善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也并不是完全照搬全抄，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实施金融监管规则，有遵循、有创新、有发展，有些领域更严格，有些领域更灵活，注重补齐监管体系的弱项短板。在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一，巴塞尔协议的动态演进过程。资本协议方面，资本结构和质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重视根据风险调整资本要求，所覆盖的风险范围不断扩大。核心原则方面，根据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加强了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监管资源保障、监管独立性与协同合作等方面的要求。新兴风险方面，高度关注金融科技风险、气候风险、业务中断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风险等。

第二，巴塞尔监管规则在我国的实施及变化。巴塞尔委员会所制定的规则不是法定统一标准，是参照标准，应充分考虑我国银行业的特点来借鉴、实施相关规则。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结合实际，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杠杆率、风险权重、拨备等进行了调整优化，并结合国情实施高风险金融机构恢复与处置计划、发展绿色金融、规范互联网金融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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