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资源单向流出问题待解，广东助力“西货”出山进粤

（原标题：乡村振兴资源单向流出问题待解，广东助力“西货”出山进粤）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文汐 广州报道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伴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振兴迈入新的阶段。

12月17日，以“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南方智库论坛在广州主会场、海口分会场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会上，多位专家共同探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实践经验，探索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和方法，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建言献策。

推动城乡资源双向流动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从全国范围内来看，19个城市群地区目前承载了全国78%左右的人口，贡献了超过80%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2.56，比值虽不断缩小，但收入差距依然偏高。同时，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有3.7倍的差距。

广东省社科联特聘学术顾问、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表示，近几年，政府对农村的投入越来越大，确实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但一旦政府的投入减少或停滞，很多农村还会重新返贫或是回到旧貌。

他认为，农村面临的巨大的困局是“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只有实现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介绍，西方社会有“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的说法，由于基础设施等完善，中高收入群体往往选择从城市回到农村居住生活。

“中国人有着延续千年的‘返乡梦’，不仅要允许农民在城市落户，也要打通渠道让部分城市人可以回到农村，把城市文化、技术、资本带到农村，同时要注意协调处理好各方关系，共同推动乡村振兴。”郑永年说。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同样表示，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是推进乡村振兴需要着重做好的工作之一。

史育龙表示，应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此外，也要完善乡村发展投融资机制，建立人才入乡激励机制。

数字经济赋能农村现代化发展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成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2020年，数字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达38.6%。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再次迎来提速，实体经济和数字技术结合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新的切入点。

而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加速，催生了农村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介绍，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为23.8%左右，农业数字经济产值规模为5778亿元，占行业增加值8.2%，预计到2025年农业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6万亿元，到2035年达到7.8万亿元，预计到2050年达到24万亿元。

农业农村领域数字经济发展最具代表性特征的是农村电商。据赵春江介绍，目前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规模达到4000亿元，农村电商总规模接近2万亿。

“中国在农村电商方面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包括阿里、京东、拼多多等搭建了很好的电商平台，通过电商平台把农民和消费者联系起来，使我们的农产品可以迅速销售，从而实现了农村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赵春江说。

同时，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革新农业生产方式，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助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在论坛现场通过一段视频展示了“无人农场”的运作场景。一台无人驾驶的旋耕机，自动从机库里开出来，找到农田第一行的中间位置，走直线、掉头、对行，在完成工作后根据提前设定的关键指标自动开回机库，停在规定位置。

“我们采取中间开线的方法，走直线时左右混线误差不超过2.5公分，掉头、对行误差不超过3公分，比人为操作更精准、更高效。”罗锡文说。

罗锡文介绍，“无人农场”具有耕种管收生产环节全覆盖、机库田间转移作业全自动、自动避障异况停车保安全、作物生产过程实施全监控、智能决策全无人五个特点。

他表示，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高级形式，而无人农场是实现智慧农业的重要途径。“在‘无人农场’里，丝苗米19香产量是662.29公斤/亩，而且谷子很饱满，叶子水分管理好，能达到这个效果的普通农场产量才500多公斤，说明‘无人农场’可以达到产量和效益。”罗锡文说。

东西部从“扶贫”到“协作”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党中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制度安排。历经多年发展，东西部地区衍生出多种协作模式，东西部扶贫协作初步形成良好局面。

广东在东西部协作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王斌伟介绍，以农业为例，广东通过政府的资金投入和引导企业投资，在西部地区推广复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后，形成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和精深加工的双轮驱动，把第一产业往第二、第三产业延伸，拓展了产业链。

同时，广东构建了生产消费帮助机制，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和西部的资源优势，推进“西货”出山进粤。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广州扶持毕节地区，在四年间带动十多万人脱贫增收。2019年7月，我们在广东挂牌了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不到两年时间，西部的57个消费扶贫专馆经营额度超过3.8亿，发挥了很大的效益。”王斌伟说。

此外，广东构建了人才和科技帮扶机制，强化了西部地区的科技和智力支撑；构建了教育和就业机制，利用经济先发优势和教育培训以及劳务方面的优势，打造了特色的帮扶模式；构建文化和旅游的协作机制，带动了协作地区就业和生态环境价值的提升。

而作为广东扶贫协作地区之一的广西，一直以来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阵地。近年来，广西的脱贫攻坚工作也取得巨大突破。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朱东介绍，“十三五”期间，广西63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537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4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壮乡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

如今，东西部已经由曾经的单向扶贫转变为双方协作，新的发展阶段对东西部协作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王斌伟表示，下一步，广东应深化东西部协作机制，助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广东、广西、贵州应该以打破省际壁垒和推动市场一体化为抓手，促进要素流动、资源优化配置，达到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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