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三五”就业图谱：私营个体就业占比过半，制造业从业者“西迁”

（原标题：中国“十三五”就业图谱：私营个体就业占比过半，制造业从业者“西迁”）

2021年，“最难就业季”再度降临，909万高校毕业生将再创新高。

就业优先，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不断凸显。从“十三五”时期来看，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500万，5年分别新增1314万、1351万、1361万、1352万和1186万人。其中，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就业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此外，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还显示，2016-2019年我国就业总人口也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但进一步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就业格局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发展态势，这也形成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就业发展趋势的基本参照。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过去5年我国就业格局主要出现了三方面变化：首先，我国正式进入私营、个体经济就业时代，2019年私营、个体就业人数占比总就业人口超过50%；其次，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持续下跌，2019年已经跌穿2亿人，并且其中制造业从业人口出现了一定的“西迁”和“减员”现象，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则已超过3.5亿人；再次，我国6岁以上总人口中，本科学历比重提至接近7%，其中富裕省份的“学历挤压”现象变得更为明显，例如北京本科以上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35%。

展望“十四五”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步入就业市场，我国整体就业局势的复杂程度还将进一步提升。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应对好未来的就业问题，我国需通过进一步激活私营和个体经济发展活跃度，并从鼓励激发创新创造的角度获得解决之道。

我国进入私营和个体就业时代

“十三五”时期，我国就业局势的首个突出变化是，城镇就业人员占比上升。

2015年，我国总就业人员为7745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0410万人，而到2019年，虽然总就业人员几乎维持不变，但城镇就业人员却增至44247万人。

变化更大的是，私营和个体单位在我国就业中的作用增强。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为28077.1万人，而2019年升至40524.4万人，上升44.33%。

这也意味着，2019年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突破50%，我国正式进入私营和个体就业时代。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背后受诸多因素影响。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私营企业发展活跃、持续壮大。以2020年为例，我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为64516亿元、同比增长4.1%，而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为14861亿元、同比下降2.9%，私营企业为20262亿元、同比增长3.1%。

其次，“十三五”期间我国大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私营企业数量不断攀升；再次，灵活就业和个体就业也逐步成劳动者青睐的选项。

上述趋势在一些省份表现极为明显。数据显示，从2015年底到2019年底，全国共8个省份的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增长超过70%。其中，陕西增速超过100%，位列第一，河南、福建和山东四省增速超过80%，黑龙江、河北、安徽和青海四省增速超过70%。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多是此前非私营就业占比偏高的省份。作为对比，浙江、江苏等历来私营和个体就业活跃的地区，“十三五”期间增速并无明显表现。这事实上也反映，一些省份在“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加速优化，并有力推动了就业结构转型升级。

以黑龙江为例，作为国有经济主导型较强的省份，2015年该省城镇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占13.3%，而同期广东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比仅约6.3%。

但到了2019年，受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影响，黑龙江总就业人口下跌，并且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比重已跌破10%，同时其他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却均增长，分别从2015年的151.6万人、185.5万人，升至2019年的169.8万人、187.5万人。

陕西也类似。作为工业发达、大企业林立的省份，2015年陕西就业总人数为2071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数224万人，占比超过10%。2019年，陕西总就业人数仍为2071万，但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已降至187万人，但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非总就业人员）却快速上升到803万人，较2015年的449万人出现大幅上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上述趋势在“十四五”时期还将继续演进，一方面随着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进，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劳动者的观念和选择也在持续变化，包括更加关注就业岗位创新性、成长性而非简单的稳定性。

制造业“减员”现象明显

从我国总的私营和个体就业情况看，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容纳了最多就业人口，2019年分别在整体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中占15390.2万人和5907.4万人。

但是，这两个行业在整个“十三五”期间的就业增长情况并不一致。其中，与2015年进行对比，批发和零售业的私营、个体就业人数增长36.47%，而制造业仅增长12.82%。

事实上，如果从城镇就业维度看，我国制造业整体从业者“减员”明显，2015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员为5068.7万人，而2019年降至3832.0万人；2015年底城镇私营和个体制造业从业者为2770.3万人，但2019年底小幅上涨到2984.8万人。换句话说，城镇私营和个体、非私营的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总人数从2015年的7839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6602.3万人，合计降幅达到15.8%。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制造业“减员”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首先，制造业是经济稳定的“压舱石”，需有效增强其支撑能力；其次，我国拥有较全工业产业链，这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依托，需进一步巩固强化；再次，一般来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若大批从业者从第二产业退到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会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东部工业比较优势的逐步消退，我国制造业从业者也出现了一定的“西迁”趋势。例如，2015年四川省的制造业从业人员为591.23万人，2019年上升至600.62万人；2015年贵州制造业就业人员为850526人，2019年上升到937205人。

其中，以私营和个体就业从业者的涨幅明显，2015年贵州私营和个体制造业从业者分别为261932人、163735人，2019年分别上升到361293人、280192人。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北京制造业（法人单位）从业者仍然有119万人，但2019年已大幅下跌到只剩86.9万人。

当然，也有一些中西部省份出现了制造业“减员”情况，但降幅较小，例如重庆2015年制造业从业者为236.13万人，而2019年下降到221.59万人。

总的来看，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由于成本上涨等因素，我国制造业正出现两股迁移浪潮，一是不少低端制造业外迁至东南亚、印度等地，二是从我国东部内迁至中西部地区。

相比东部，中西部具备较大人工、土地、电力等成本优势，以城镇私营单位制造业平均工资来看，北京、天津、上海平均工资最高，北京达到78361元，天津与上海也达到了66150元和62475元。这一工资远超吉林、青海、甘肃、湖南等地不足4万元的水平。

未来，我国制造业尤其是东部制造业的发展，不能再依靠简单的成本效应进行竞争，而是要依靠规模效应的突破，也就是各地制造业必须打造产业“集聚效应”，以产业集群的模式“突围”。目前，各地也都在积极布局不同的产业集群，以促进制造业做大做强。此外，科技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用越来越大，品牌、技术等都将成为我国制造业“突围”关键。

（作者：陈洁,刘蕴仪 编辑：杜弘禹）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Tags： [db:TAG标签] 

转载：感谢您对网站平台的认可，以及对我们原创作品以及文章的青睐，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分享到个人站长或者朋友圈，但转载请说明文章出处“来源演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