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经济中速增长阶段应更关注这些结构性潜能

（原标题：刘世锦：中国经济中速增长阶段应更关注这些结构性潜能）

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有望达到110万亿元，同比增长8%左右。这有2020年低基数的因素，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印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2021年成绩的同时，也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站在岁末年初的关口上，展望2022年依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不过也有着新的机遇，诸如扩内需、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都有大量机会。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和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联合主办、21世纪经济报道承办的“2021南方财经国际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应该关注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结构性潜能，这是中国实现较高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刘世锦提出“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即以都市圈、城市群为龙头，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三大短板，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赋能。

采取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的办法解决中长期结构性矛盾

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但是，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速4.9%，增速呈现加速下行态势。尤其是9月份部分地区遭遇限电限产等因素，多项宏观指标增速回落明显。不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和11月份部分经济指标有企稳回升的迹象。

刘世锦表示，今年以来，整体经济复苏进程不错，但9月份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速可能在4%以下，说明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当前经济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来自全球疫情不断蔓延与世界经济复苏不均衡、发达经济体流动性泛滥、国际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叠加的影响，有国内疫情散发多发、局部地区洪涝灾害冲击的扰动，有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凸显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的限制，也有一些具有收缩效应政策碰头的制约。在这个背景下，稳预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22年要加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刘世锦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应该从跨周期的视角加以解决，比如部分房地产企业由于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部分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增长速度而导致债务负担过重，还有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推动能源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需要平衡好短期和长期目标，建议采取“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的方式。

“所谓长规划，就是要给出适当长的时间，明确目标和任务，能给市场主体明确预期，且提供缓冲纠错空间。硬措施，是指给出的政策措施、市场纪律等不轻易动摇退让，这也是预期的组成部分。软着陆，就是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目标，即使有泡沫破了，不至于动摇大局。”刘世锦解释道。

刘世锦指出，2022年我国经济有望实现中速增长，全年增速略高于5%。2022年经济增速呈现前低后高态势，预计4月份左右是低点，9月份左右是高点。

相比短期宏观政策应更关注结构性潜能

“当前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所以大家很关注宏观政策。但是，宏观政策主要起到短期平衡稳定作用，不能对其付以过高的期望。与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我们更需要关注结构性潜能。”刘世锦表示。

何谓结构性潜能？刘世锦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镇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中国现在人均收入大概是1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在3万多美元，美国是超过6万美元，这个差距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

在刘世锦看来，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结构性潜能主要是房地产、基建、出口等，最近几年这些潜能在逐步减弱，需要发掘与经济中速增长相配套结构性潜能。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刘世锦提出“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

所谓1，就是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中速高质量增长打开了物理和动能上的空间。经刘世锦团队测算，这个领域预计能提供中国经济未来5年、10年甚至15年经济增长动能的70%-80%。

所谓3，是指实体经济需要补上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不同程度存在垄断、竞争不足，导致社会成本比较高。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需要在未来10-15年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中国近些年创新发展很快，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依然是短板。

所谓2，就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两大新动能，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的新动能。中国虽然是个后发国家，但在这些方面实力不弱，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优势。

刘世锦表示，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房地产一直是支柱产业。房地产历史需求峰值大概在几年前就出现了，最近几年房地产不错的行情主要是结构性的，在于人朝着都市圈城市群集聚带来需求的提升，但其他地方的动力没有那么强。其他动能在减弱，需要新动能补上，现在是结构性潜能框架转换时期，过度强调宏观政策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实现绿色转型需要重点做好三件事

中国明确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一百多个缔约方2021年陆续公布其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全球绿色转型正如火如荼进行。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在有序部署，“1+N”的政策体系在逐步完善。

在刘世锦看来，中国面临这次全面绿色转型，是艰巨挑战，但也有较大优势。

一方面，到2035年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要从当前的1万美元提高到3万美元左右。未来既要实现经济中速增长，还要尽量少地进行碳排放，这是发达经济体未曾经历过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未曾有过。

另一方面，中国在绿色转型上有五点优势。第一，绿色转型会造成资本搁置或减值，相比发达经济体，中国从人均GDP1万美元的水平开始转型，转型成本要更低。第二，中国经济能保持5%-6%的中速增长，随着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张，有助于商业模式的形成，有助于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第三，中国的绿色技术有一定积累，部分领域属于并跑，部分甚至处在领跑，绿色转型推动下有助于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第四，中国数字技术是有优势的，能和绿色发展形成相互支撑。第五，中国各级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执行能力较强，可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

刘世锦表示，中国要实现绿色转型的长期任务，需要重点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要做好长期规划，形成降碳、减污、增绿、增长相互协同的机制。中国的减碳不能单打一，作为发展中国家，减碳的同时，要实现经济中速增长，还要应对污染治理、保护生态等问题。这个过程中，中国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运动式减碳只会适得其反。绿色转型需要“先立后破”，只有在绿色技术支撑下形成了新的供给能力，才能在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能源的平稳转换。

第二件事，要推动技术创新。要实现双碳目标，从根本上讲要实现绿色技术驱动，需要大规模、系统性换技术。这个绿色技术，要符合三个特点，一是需要提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二是要实现少排放直至零排放，三是有优于传统产业的更低成本。

第三件事，要推进制度创新。实现双碳目标，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现在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由上而下、层层分解目标的行政性手段，一段时间内似乎行政手段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通过行政指标分配的办法，未必公平合理，还存在激励不足、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问题，未来要创造一个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制度创新要做的事很多，很基础的工作是要建立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做好碳核算和生态核算。因为无论是行政办法，还是市场办法，先把账算清楚、形成一套科学的算账方法，才好确定政府、企业、个人的减排责任。当产权和责任通过账户落实好了，各人自扫门前雪，整个世界就会很清洁。

“在绿色转型这个问题上，我们依然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是一条从没有走过的绿色发展之河，很多事情还搞不清楚，需要试错。应该给各地区、企业甚至个人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鼓励他们去探索实现的战略和策略，形成可供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刘世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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