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十强城市竞逐国际消费中心：国家试点名单公布进程加快

（原标题：GDP十强城市竞逐国际消费中心：国家试点名单公布进程加快）

4月30日，上海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持续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的若干措施》（简称“上海《措施》”），引发外界格外关注。

不唯上海，今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多个城市，例如杭州、南京也均已发布各自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相关政策文件。同时，北京也有动向，4月28日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当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呈“潮起”之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包括上述4市在内，2020年全国GDP前十强城市均已提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并且天津、青岛、郑州、长沙等万亿GDP城市也都有过提及，成为多地方提升城市能级的“标配”。

各地热情高涨，根本上与经济发展格局优化相关，但也在顶层设计上获得鼓舞。2019年国家发布《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和2020年商务部启动申报工作并“吹风”试点方向，均吸引了众多城市的战略眼光和行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获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试点名单确定和公布的进程正加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近期多个城市陆续出台建设方案或行动计划形成呼应。

作为各地眼中的“香饽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未来建设哪些将成为重点？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注意到一点，目前，社会各界在讨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时，更多强调消费，但对“国际”和“中心”的讨论较少。这或是解题关键。

发展国际化消费是长期命题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至少约有22座城市提及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中，2020年GDP前十强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全员“标配”，同时还有天津、西安、青岛等12个经济强市。

不过，各地“官宣”方式和推动进度不一。其中，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城市已在近期先后出台了专门的政策规划，例如《南京市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杭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年-2023年）》等。

这些城市申报国家试点的可能性均较高。2020年3月商务部有关通知曾表示，要进一步指导相关城市编制完善实施方案，并要求申报城市要按3年左右时间安排相关工作。

此外，苏州、郑州、宁波等城市则有所不同。例如，苏州尚未发布有关方案，但在2021政府工作报告以及2020年有关消费政策中提及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郑州类似，该市在答复市人大代表及有关开放、消费的政策中提及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需要指出的是，从苏州、郑州来看，当前两市更多指向于从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引领的角度提升其城市消费势能。此外，宁波提出的还暂为“国际消费城市”，尚未升级加入“中心”概念，但精准明确要打造全国重要的进口消费品集散中心、配送中心和交易中心，从资源禀赋来看，宁波拥有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宁波舟山港。

“所谓‘中心城市’是有排它性的，多了就不是中心城市了。”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中心城市需要相关区域有相当的聚集力，沿海地区城市“强手如云”，虽然发展程度高，但也不能都做“中心”。

白明认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从国际化消费城市演变而来的，而对于有发展基础的大城市来说，发展国际化消费是要长期推进的命题，不必特别执着于称谓。

一场国际能级比拼赛

细看各地行动，提升步行街区及商圈品质、打造有地方特色的消费节、围绕衣食住行游等方面打造消费场景等，成为了不约而同的举措。对地方而言，如何通过有效改进消费环境、营造消费氛围来促进消费，成为了最直接、最现实的命题。

不过，多位受访学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而言，促消费确实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绝不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全部内涵。

以香港、新加坡等国际消费中心为例，本地消费体量并不大，更多来自于开放型经济下对人流、物流的集聚。“这些申报城市中有的是物流（消费品）集散地，有的是人流特别大，但国际消费中心要求人流物流能叠加，并有买卖全球的双向性。”白明表示。

这也是对城市能级的综合考验。陆铭也认为，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中心”城市，不仅流量规模大，也要有中心节点作用，吸引来自全国全球的消费流量。无论东京、新加坡还是香港、上海，每天吞吐大量商务人群、旅游人群，这些都支撑着城市的消费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最新发布的《措施》也提到，要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

事实上，上述2019年发布的《指导意见》也明确，申报试点城市时需说明本市在国际知名度、城市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和消费舒适度等五方面的发展现状。

根据目前被诸多城市用以衡量自身国际能级的GaWC榜单，中国大陆城市进入全球百强的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天津、南京、杭州、重庆、武汉。

进一步来看，陆铭认为，针对“国际”这一维度的理解，往往强调商品国际化，比如国际购物中心，这也是比较狭隘的理解，更关键的是要考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包括医疗教育文化等，是否都有具有服务于全世界的特征。

陆铭还认为，若要真正称得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还应在某些消费场景上能引领世界前沿，比如设计时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消费品质在全世界具有影响力。

要看到消费的真正短板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体应该如何建设？按照商务部等14部门发布的《指导意见》的思路，六大任务将成为各个城市的“必修课”，具体包括发展品牌经济，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新品首发；发展博览会、购物节、时尚周、消费展等国际产品和服务消费新平台；促进传统百货店、闲置工业厂区向消费体验中心、休闲娱乐中心等新型发展载体转变等。

从已公布方案的地方来看，对上述六大任务均有所承接。例如，上海《措施》提出，要支持首发经济引领性品牌进商场、上平台、进免税店等。

同时，上海、成都、青岛等多地都将购物节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包括以此延长商场营业时间，组织开展夜市、集市活动等，但从效果来看，各地存在一定差异性。

“在理解什么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后，需要仔细考量，步行街等硬件场景和消费节等软性场景里到底要承载什么东西？”陆铭表示，“我们提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对消费理解仍停留在普通的购物环节，没有看到发展消费真正的短板在哪里”。

事实上，上述《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围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从原则角度要“把握我国主要城市在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陆铭指出，从我国来看，日常消费品市场随着发展日渐饱和，消费面临突出短板其实是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这些在通常在购物节中是没有的，也存在一定供给制约”。

此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也不仅局限于经济范畴，还伴有较强的社会关联性。根据陆铭研究，排除了其他因素（如年龄、收入、教育水平）的影响后，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的消费比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低16%-20%，表明户籍制度也会对特大城市的消费带来制约。同时，一些城市“宽马路、大街区”的空间结构也不利用人的来往，从而影响服务业的发展；一些希望用会展经济撬动消费的城市，其会展中心周围也还欠缺相关商业布局。

（作者：朱玫洁 编辑：杜弘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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